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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如果说，火车的变迁是属于铁路的“硬件升级”，那么开始试行的实名制则是铁路的“软件升级” 

　　历年来，“买票难”一直是困扰旅客和铁路部门的难题。历经多年呼吁，2010年春运期间火车票试行“实名制”，节前在广东试行，节后在湖南试行。在“硬件升级”的同时，春运的制度化建设也在不断完善当中。千呼万唤下铁道部试行实名制购票，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改革和进步，对待实名制，要给予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考量，甚至允许付出一定的制度变迁成本。那么，我们春节的出行将越来越畅顺。 

　　效率兼顾公平 实名制渐获旅客认可 

　　李建刚和刘超是表兄弟，来自四川资阳。春节前的1月20日晚，广州流花展馆，他们排了整晚的队才知道应该电话订票，同时买票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。 

　　次日早上7点多钟，他俩跑到了展馆外的台阶上，拼命地分别拨打订票热线，没想到四五分钟就打通了。早上8点多，他们顺利地拿到广州首张实名制火车票。 

　　对于顺利地买到票，而且还是首张实名制火车票，李建刚表示，“真应该去买彩票”。李建刚告诉记者，他们也买过“黄牛党”的票，就在雪灾那年，原先240多元的车票花500多元才拿到手。当今年不用忍受“黄牛党”割肉式的加价，拿到票时他们满脸笑容。 

　　有人高兴有人忧。来自中山的魏先生手拿实名制车票却满脸愁容，为了提前4小时候车并确保检票时出现问题有时间弥补，晚上8点多的火车，他硬生生中午1点钟左右便从中山出发，“太耗时间了”，他告诉记者。 

　　固然，实名制较大程度地扼杀了“黄牛党”的生存空间，但在它的背后，也隐藏着代价不小的时间成本与财力投入。一边是公平，一边是效率，实名制这一新生事物，能否承受兼顾公平与效率之重？ 

　　较大程度地扼制“黄牛党” 

　　“以前碰到很多，今年实名制后，‘黄牛’一次都没看到”，在回答今年春运是否看到“黄牛”时，在广州火车站旁边站前路开小杂货店的陈老板告诉记者，以前在偏僻拐弯处总能看到一些神神秘秘的“黄牛”和乘客进行交易，甚至公然在他的店门口进行，但今年确实没看到。 

　　不仅陈老板如是说，已是第3次参加春运执勤的武警广州指挥学院的小贾也表示，今年春运确实没遇过“黄牛”。小贾爽快地告诉记者，春运期间他每天都在广州流花展馆执勤，对于“黄牛”那一套路他已经很熟悉了。以往，“黄牛”们往往通过排队的方式来获取票源，由于铁路系统一般在早晨七点放出新票源，因此，彻夜轮流排队成为他们的“绝招”，之后车票转手给急需回家又买不到票的乘客，“黄牛”从而获取一张一两百元甚至更多的利益。 

　　2010年春运实名制试行后，由于规定电话订票每人最多可预订3张，在次日24小时之前票额被冻结在窗口，等待订票人凭身份证和订票流水号取票。“这无疑增加了‘黄牛党’获取票源的难度”，一位不愿具名的铁路专家表示，实名制相当于在售票与乘车之间人为地增加“人证票一致”的查验环节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以往猖獗的“黄牛党”。 

　　在实名制的重拳打压下，虽然“黄牛”的身影很难像以往那样常见，但并不排除一些头脑灵活的“黄牛”利用一些科技产品和规则的漏洞获取票源。 

　　据广铁集团客运处处长黄欣介绍，“黄牛”们利用“电话追拨器”连续不停地拨打电话订票，目的是先把票“囤”下来。成功订下票后，他们有组织、有目的地在非繁忙时段对某方向车票进行取消再订购等反方向操作，一直将车票“紧握在手”，当有愿意出高价“手续费”购买车票的旅客提供正确身份信息后，他们便能给旅客提供正式订票号，并在任何一家取票点取到车票。 

　　尽管如此，但“黄牛党”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却是不争的事实。记者春运期间在对旅客的采访中，问及他们往年是否买过“黄牛党”的票，绝大部分人都表示肯定；当问及今年是否买的是“黄牛党”的票时，得到的基本上都是否定的答案。 

　　效率PK公平 

　　犹如一个硬币的正反面，实名制在试行的过程中，虽在打压“黄牛党”上有显著效果，但是流程繁琐也大大降低了乘客的进站效率，提高了时间成本。此外，保证实名制实行所投入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也形成一笔造价不菲的经济成本。 

　　2010年由于第一次正式试行实名制，为保障乘客安全顺利地乘车，铁路部门在购票、改签、退票、验证进站、公安制作临时身份证等环节均增配人力或更换设备。 

　　据有关资料显示，为试行火车票实名制，广铁集团和成都铁路局仅设备投入的资金就达1亿多元；广铁集团新增临时用工达2.6万人，广州地区的铁路警力投入7000多人。 

　　据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介绍，对于火车票实名制，公众、媒体和专家学者持有两种意见，一种是反对实名制，认为实名制不增加运输能力，反而增加社会成本，旅客排队买票和进站验票时间大大增加，特别是客流高峰期将加剧火车站及周边的拥堵；另一种是支持实名制，认为可以解决买票的公平问题，挤压票贩子的炒票空间。 

　　上述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，今年试行的实名制实质是为了消除黄牛党，保证旅客公平购票，因此属于“公平”问题，而时间成本与财力投入属于“效率”问题。这二者任一个问题解决不好，都不利于保障春运正常运行。 

　　在春运这一“节骨眼”上，当“公平”遇到“效率”的挑战，孰轻孰重？ 

　　一位姓彭的铁路退休职工告诉本报记者，实行实名制固然给铁路部门增加了不少工作量，但也付出了一定的社会成本，但换个角度看，每年春运铁路部门在打击“黄牛党”上付出的成本也不小，此外，以往乘客为买到回家的票给“黄牛党”进行高额加价，这也是数额惊人的成本。因此，他认为实行实名制的代价是否有想象的那么“高昂”还有待社会的评判。 

　　和退休职工彭师傅意见相左，北京知名媒体人时言平表示，实名制可能实现人们期望中的公平，但是由于车票的缺额大量存在，“春运难”的问题并没有解决，“如果春运期间铁路运力一直都上不去，即便是火车票实名制了，还是有人回不了家”，因此，他认为解决“春运难”的根本在于增加铁路运力。 

　　下一站：全国？ 

　　实名制，为什么在全国选择广州和成都作为试行“样本”？ 

　　广铁集团党委宣传部部长谭小建表示，春运历来有“节前看广东”的说法，而成都则是节后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。一个是节前运力紧张的代表，一个作为节后的代表，运能“硬件”紧张亟需机制“软件”发挥作用，从而使今年的春运高峰安全平稳度过。 

　　“每年春运从广东出去的人流量大约有2700万，而广铁集团的运力只能运送700多万人”，谭小建说，春运的庞大客流过于集中，通常被压缩在短短的40天内。然而，春运只是一个波峰式的铁路运量需求，但如果按这一最大需求增加运能，又会造成全年其他时间铁路资源的浪费。 

　　退休职工彭师傅告诉本报记者，春运如同铁路部门的“农忙”，为了应对春运期间艰巨的“农活”，在铁路资源有限的条件下，实名制作为一种保障公平的机制引入，从而解决旅客购票难的问题。 

　　事实上，一年一度的春运，不仅只是广东和四川的“农忙”，全国都在上演着高达数亿人次的人口“大迁徙”。据有关数据统计，2009年全国春运铁路发送旅客1.88亿人次，虽然中国铁路营运里程已居世界第二，高铁营运里程更居世界第一，但人均铁路拥有仅为“一根烟”长度的水平还是难以承受全国春运之重。 

　　2010年春运即将结束，来年“春运难”的问题依然存在，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：实名制作为一项铁道部试行的项目，来年春运，试行范围是否会由两地推广到全国？ 

　　“两会”期间，对于实名制在全国推广是否存在时间表，刘志军回应道：“现在只是试点，春运还没完，这项工作要通过多方面评估，现在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专门的评估小组在做评估”，当被问及他本人对实名制的看法时，他表示，“我完全尊重社会评价、旅客的评价”。 

　　■ 记者观察 

　　实名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 

　　2010年春运，如果说武广高铁为广东春运增加了一项重磅“硬件”，那么实名制的试行则无异于一大创新“软件”的投入。双管齐下，今年的春运无疑既吸引足了人们的眼球，又即将圆满地画上句号。 

　　有关实名制的报道与讨论，关键词“火车票实名制”随便一搜，网页数量已逾30万个。由于春运铁路运输涉及的人数太多，对于实名制这一新生事物，人们一开始便要求它尽善尽美，最好能够立马解决春运的所有问题。因此，有关它的一点差误都会演绎成一场“口诛笔伐”之战。 

　　但事实上，对于春运，既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“硬件”更新，也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“软件”改革。 

　　实名制售票是铁路部门的“软件”改革，在“软件”改革过程中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说，是需要付出一定的制度变迁成本的。因此，提前候车、检票进站的时间成本，增加人力物力提升进站效率的经济成本，都可以看作制度变迁成本的一部分。 

　　然而，对实名制寄予颇高期望的乘客，很希望实名制能够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地推动购票的公平，而且最好不要牺牲一丁点的效率，这俨然是一种“既要牛儿干活，又要牛儿不吃草”的姿态。 

　　采访中，退休职工彭师傅给笔者讲了个故事：古代有位酿酒师傅，每天辛勤酿酒后挑酒去卖，而酒糟则用来喂猪。有一天神仙见他生活艰辛，于是将他的酒缸变成源源不断的酒泉，他再也不用酿酒了。当后来神仙问他生活得如何时，他愁眉不展地说，“酒是每天都有得卖，只是没酒糟喂猪了”。 

　　我们可以看到，千呼万唤下铁道部试行实名制购票，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改革和进步，对待实名制，要给予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考量，甚至允许付出一定的制度变迁成本。寄希望一次性成功，或者说“毕其功于一役”是很难做到的。 

　　■ 实名制由来 

　　实名制从民间声音开始 

　　据有关资料显示，实名制的雏形早在2003年就已经出现，当年重庆火车站率先试行———要求车票背面填写姓名，经由火车站派出所盖章后，旅客持有效证件方可上车。但由于囿于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的限制，短短6天便宣告夭折。 

　　2003年7月，湛江师范学院教授蔡茂松在《南方周末》撰文《火车票实名制契机已到》，建议实行火车票实名制，从而解决火车票购票难的问题，打击倒卖车票的现象。 

　　之后每年春运期间，火车票是否该实行实名制都成为一道热议话题，有关议案也一次次被提到全国“两会”上讨论，但一次次都无果而终。 

　　2006年1月5日，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罗翥在《新京报》上撰文《建议推行火车票实名制》，文中提出实名制“有助于加强这个‘流动社会’的治安管理”，技术层面上也没有任何难度，但可能会“触动少数人的经济利益”。 

　　2007年春运，厦门等地也分别试点“登记实名制”。但由于条件不成熟，不到3天便开始放松登记限制直至停止。 

　　2008年1月18日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表示，“没有考虑实行火车票实名制”。 

　　2009年全国“两会”上，全国政协港澳委员、中州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光苗等联名提案，建议铁道部、公安部、工信部应联手推动实施火车票实名制。 

　　2010年1月9日，铁道部发布消息称，今年春运期间在广铁集团公司和成都铁路局37个车站试点火车票实名制。 

　　从雏形模式的出现，到民间发出建设性意见，再到登上全国“两会”的提案，最终直至今年春运的试行，实名制经历过的“起起落落”，正是由于在春运中，铁路成为“稀缺资源”代表的最真实反映。 

　　2月14日，大年初一。广铁集团下辖车站广东地区试行实名制购票结束，湖南地区及成都铁路局下辖车站开始试行实名制，以大年初一为界，实名制在两地间进行“换岗”。时至今日，2010年春运结束在即，而有关实名制的讨论依然甚嚣尘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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